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，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，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。”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根子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，服务于帝国殖民扩张与民族国家建构。从16世纪开始，西欧宗主国出于对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催生出民族学这个学科。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从一开始就以研究所谓的“野蛮人”为出发点，即非基督徒非白人的有色人种，以便控制少数族裔、维护殖民地宗主国的地位。他们建构了所谓的“普世文明”话语体系，在内部搞同质化的“民族大熔炉”，在外部则将殖民侵略美化为给“野蛮人”带去文明。二战后，种族主义声名狼藉，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不再把少数族裔视为“野蛮人”，而是将其美化成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“桃花源”，开始高喊“多元文化主义”。可几十年下来，多元文化主义又陷入困境。因为白人至上是刻在骨子里的傲慢，族裔优越更有其或隐或显的制度屏障。以族划界，历史族裔化、身份族裔化和族裔政治化，是西方族裔政治关系及其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；无论是大拼盘式、马赛克式、大熔炉制度、同化制度或多元文化主义，都受到普遍质疑和批评。与之不同的是，中国自古以来就始终坚持不以人种、宗教和地域来区分人群，更强调文化认同、社会和谐；始终坚持“天下一家”“四海兄弟”“协和万邦”的理念。

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，中西差异尤其显著。西方民主的“少数服从多数”往往造成“多数人的暴政”，少数族群的地位总体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，种族主义、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，外来移民、少数族裔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权利难以得到保障，在资本逻辑和金钱选举的民主中更缺乏话语权。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治理从来不搞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、重视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。西方选举民主使多数欺凌少数，中国协商民主使少数得到尊重；西方选举民主让少数永远是少数，中国协商民主强调“一个也不能少”；西方民族国家是“你归你、我归我”的大拼盘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大家庭。     

▲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莫高窟，千年莫高窟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。（图片来源：人民网）

四、以集体本位超越西方个体本位